艾滋病有多严重？为什么越来越严重？

艾滋病有多严重？ 从1990年代起，孟林、李楯等人在专家会和NGO场合大力主张“取消入境限制+反歧视+隐私保护”一整套权利框架。孟林以感染者身份创办“爱之方舟”，联合组建全国性携带者联盟，把个人经历包装成政策诉求；李楯以法学家身份深度参与条例起草和模拟立法听证，写出专家建议稿。他们的主张并非被动应对，而是主动推动取消对艾滋病的入境限制，强调所谓权利优先。 孟林（1962—），满族，1995年在北京佑安医院确诊HIV并发病，由徐莲芝收治，是国内最早一批接受“鸡尾酒疗法”并存活至今的人之一，媒体曾称他为“中国存活最久的艾滋病病人之一”。2004年接手“爱之方舟”论坛，2005年正式成立北京爱之方舟感染者信息支持组织，2006年联合组建中国艾滋病毒携带者联盟——首个全国性携带者联盟，覆盖7区60余组织。2008年获贝利·马丁奖和UNAIDS特别贡献奖，曾任全球基金中国CCM感染者代表、国家技术顾问。 李楯（1947—），法学家、社会学家。北京人，8年插队、4年工厂，1981年考取律师资格，后进入北京市律协研究室、中国社会科学院，再转清华大学，担任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专家网络负责人、公管学院社会政策所执行所长。1998年受美国政府邀请考察司法制度与法官培训，另有访日交流。1996年起受聘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顾问，评估其在中国资助的法律项目，并参与部分司法改革相关工作。他们不是孤立的“NGO声音”，而是中国体制内文人的一部分。 2006年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施行，2010年国务院正式删除外国人艾滋病禁止入境条款。政策大门就此打开。官方对此几乎毫无作为——没有配套的严格监测与阻断机制，没有对后续风险的有效评估，更没有在疫情持续扩大时及时纠偏。结果清晰可见：2006年存活约65万、累计死亡约1.3万；2010年存活约74万、死亡约7万；到2025年底，存活已达141万，累计死亡超过52万。15年间存活翻倍，死亡近7倍。性传播尤其异性性传播已成绝对主导，晚发现、手术被拒、隐私泄露、就业与就医歧视等老问题在调查报告和个案中反复出现。 这不是自然进程，而是主动引入与放任的结果。取消限制被他们包装成“文明进步”，却让潜在输入风险与国内传播叠加；反歧视与隐私保护被强调到几乎压倒公共卫生防控，晚发现、隐匿传播、拒治拒检等问题长期存在。机构的不作为尤为刺眼——面对死亡数字近7倍的攀升，既未严肃复盘政策后果，也未对倡导者的持续影响施加任何实质约束，任由这套框架主导话语。 更残酷的是阶级现实。倡导者们用权利话语推动政策转向，官方则用沉默与放任完成配合。最终代价，永远先由最无力承担的人支付。在此建议：艾滋病高考考公面试笔试都加分，这才是反歧视的最好办法。 特别